作者：麥克尼爾
譯者：楊玉齡
出版社：天下文化
「任何有關棲所的變換，例如從樹梢下到地面，在開闊的草原上行走、奔跑，都意味著人類原本很可能碰上的感染，將出現重大改變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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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錐蟲，也就是在現代非洲許多地方引起昏睡症的病原體。這種生物在好幾種羚羊體內，都是以『正常』寄生蟲的身分居留，然後藉由采采蠅從某個宿主傳遞到另個宿主身上。它們在蠅體以及動物宿主體內，並不會引發明顯的病徵」
「主要就是因為昏睡症從古到今一直對人類深具威脅，非洲大草原上的有蹄類草食動物才得以存活到現在。要是沒有現代的疾病預防方法，人類根本無法居住在采采蠅出沒的地區。」
「事實上，情況如果不是這樣才奇怪。假使人類真是發源於非洲（似乎很有可能），那麼當人科動物緩緩演化成真正的人類時，周遭各種生物必定也有時間來調整自己，以適應人類活動帶來的風險及利益。反過來說，非洲大陸上超級多樣的人類寄生蟲，也正暗示了非洲才是人類主要的搖籃，因為再也找不到其他地方，使人類和非人類生物之間，能達成像這般微妙精緻的生物關係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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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很顯然，人類在地球的生態系中最艱困、也最豐富的地區──非洲熱帶雨林以及鄰近大草原上，為了縮短食物鏈所做的嘗試，依然美中不足，而且持續以染患疾病的方式，付出超高代價。而這一點比其他因素更能解釋，為何與溫帶地區（或是美洲的熱帶地區）相比，非洲文明的發展一直顯得落後，因為在溫帶地區裡的主要生態系，並不那麼複雜，因此人類簡化生態系後的影響也較輕微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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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換句話說，當人類行為扭曲了大自然的動植物分佈模式後，致病寄生物和人類一樣，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時機，佔據連帶產生的新生態區位。人類的成功意味著，動植物的多樣性變低但數量確增多了，對寄生物來說這算得上是改良的飼育所，因為只要侵入一種物種，就能大肆繁殖；雖說幾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數病菌，在侵入宿主後，都只能活躍數天或數週，然後宿主體內的抗體，就會出面干預它們在個別宿主體內的發展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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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採自野兔體內的病毒樣本（兔黏液瘤病毒），毒性逐年降低。但儘管毒性降低，澳洲野兔再也沒有恢復到從前的數量，而且可能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也不會恢復（搞不好永遠不會了）。到了1965年，澳洲野兔的數量大約只有兔黏液瘤病毒流行前的十五分之一。」
📝 為什麼數量不會恢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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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此外，病徵變化之大（病徵一定會改變的），簡直教人認不出來。一種新傳染病在初次暴發時所顯露的病徵，在宿主族群經過一段時間發展出抵抗力之後，通常都會消逝得無影無蹤。」
「當結核病第一次出現在加拿大某個印第安民族中時，患者被影響的器官部位，在白人肺結核患者身上卻不受影響。而且和早先已感染過結核病的族群相比，印第安民族的病徵（腦膜炎以及類似徵狀）劇烈多了，而且病程也來得快速許多。當它感染印地安民族時，醫生只有在顯微鏡分析後，才認出原來就是結核病。不過，等到第三代的時候，宿主和寄生物間的相互調適，逐漸趨近常見的城市模式，於是北美印第安人的結核感染，也傾向集中出現在肺部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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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如同非洲日後發生的情況，由於有太多能導致死亡、虛弱的疾病，使得來自印度乾旱西北部文明的軍隊，無法大批、快速的進犯這些潮溼、溫暖的地區。雙方都因流行病而僵持不下，森林民族可能會因為和文明人相逢，染上傳染病而死傷慘重；但是，文明的入侵者在碰到森林民族習以為常的熱帶疾病和傳染病時，也同樣不堪一擊。」
📝 熱帶雨林的微生物多樣性比溫帶地區豐富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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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南方溼熱氣候所引發的諸多影響之一，就是讓南方比北方擁有更多樣、更豐沛的寄生物。而相反的，在黃河沖積平原，冷冽的冬風會殺死所有缺乏長期抗寒手段的寄生物。」
「因為司馬遷為了撰寫歷史，親自遊歷全國各地。在後繼史料中，『南方的不健康』被視為理所當然。特別為南下官員準備的小冊子中，詳細描繪了南方溼熱地區的養生之道，以及可能在那兒遇上的惡疾。不過這些冊子顯然並沒有多大幫助，因為奉派南下的官員任期一逕短得出奇，而且死亡率又特別高。」
「至於疾病屏障的威力有多大，下列事實可以證明：等到中國先民在長江流域真正發展出大型聚落時，已經是五到六個世紀以後的事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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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印度社會裡產生種姓制度的部分原因，可能就是為了隔離流行病」
「佛教發源於印度，那裡和位在氣候較涼爽地區的文明相比，疾病發生率可能總是高居不下；基督教也是一樣，成形於耶路撒冷、安提阿以及亞力山卓等城市環境中，如果把這些地方的傳染病發生率，拿來和環境較涼爽、較不擁擠的地區相比，前者一定會比較高。因此，這兩種信仰打從一開始，就必須把驟然病逝當成必須接受的人生重大課題。結果，我們毫不意外，這兩種宗教都教誨死亡乃是從痛苦中解脫，而且也是一條蒙福的通道，好讓死者前往身後的極樂世界，在那兒，箱愛的人將會重聚，世上的不公平與痛苦也會得到大大的補償。」